知识界“指名道姓”的严肃吐槽少了,而这种方式曾打造了一门学科

人与人之间难免因为观点不同而产生矛盾,或者形成隔阂。这几乎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尤其在社交媒体年代,在微博与陌生人、在微信群朋友圈与亲戚同学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冲突。如果是知识人呢,如何“吵架”?或许,他们之间能摆出多种论证材料,使用不同的视角,写专文论述,以此辩论一番,就像某种精彩的“神仙吵架”。然而,这只是一种想象罢了。因为更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可能认为其他人的不同观点不值一驳,也可能碍于关系或情面不愿意辩驳。当然也有人刻意碰瓷,借对方的回应来博取名声,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总之,能写一篇文章乃至出版一本书专门围绕某个议题,直呼其名地展开学术辩驳,并不是我们在当下能经常见到的方式。在今天的学术撰写体例中,虽有“文献述评”“文献综述”这个必备的对话部分,然而与其他作者的对话,大多是表示认同,并在这一基础上去发现某些细枝末节的不足,接着道出“本文”的创新之处,所有的论述都为“本文”服务。而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学术出版的处境——一种无法简单说它是好还是坏的状况。只不过,生活在本世纪的我们发现了这个转变。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些直截了当的、著书立说的学术辩论传统,那么,它们已经快消失不见了。历史社会学家埃米莉·埃里克松(Emily Erikson)在搜索17世纪英格兰经济思想材料时,也有这样的感叹,与17世纪相比,21世纪“静寂多了”。在当时,“恶毒的批评很常见,几乎没有作家可以做到不指名道姓地攻击”。这里的作家指的是“商人作家”。那是个还没有经济学家的年代,在现代经济学诞生的前夕,就是这些作家在做思考,他们编撰各种册子论述关于经济问题的见解,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经济思想文献,对的与错的,交织在一起。有意思的是,埃里克松发现,商人并没有什么地位,而这种边缘化反而把他们推入了公共领域,他们试图以辩论吸引政治精英的注意。公共领域有其输赢规则,每个参与的人都不得不对自己的观点“采用更严格的逻辑和经验方法进行解释”,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一类学术辩论方式影响了数代知识人,直至在现代学术出版中衰落。《海盗旗升起》(Our Flag Means Death 2022)剧照。下文内容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节选自新书《贸易与国家:企业与政治如何重塑经济思想》第二章,内容为17世纪关于“金银本位主义与贸易平衡”的辩论。摘编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撰文|[美] 埃米莉·埃里克松《贸易与国家:企业与政治如何重塑经济思想》,[美] 埃米莉·埃里克松 著,寿慧生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版。经院哲学的落幕:最后一把火在21世纪的学术出版中,与他人对话写作通常是对前人贡献的尊重——承认其影响力与贡献的重要性。在17世纪,对这样的写作就没那么礼貌了。许多书都是对其他出版物有激烈反应而写成。恶毒的批评很常见,几乎没有作家可以做到不指名道姓地攻击。围绕着不同的问题,如议会法案、特权的扩展或公司行为,各种小册子和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三位最突出的作者参与了极具争议性和公开性的辩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几位关键的辩论手是杰拉德·德·马雷尼斯(Gerard de Malynes)、爱德华·米塞尔登(Edward Misselden)和托马斯·孟(Thomas Mun)。他们在17世纪20年代早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黄金出口和海外贸易运作的著述,影响了几十年乃至几世纪的经济理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 1985)剧照。为了理解这场辩论对经济思想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从三位作者中最早出现的一位——杰拉德·德·马雷尼斯(1586—1641)——的简要概述开始。马雷尼斯是个独立商人,也是造币厂的负责人。在他的传记中,有关他的身世的一些早期细节表明,他在金融思想方面很有天赋。他出生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但有英国血统。马雷尼斯的命运在1610年之后急转直下,当时他参与了一个铸币计划,该计划意图将一种新的铜币(farthing,法寻)投入公共流通领域。在他的合伙人威廉·科凯恩离开企业后,马雷尼斯发现自己拥有的是大量一文不值的硬币,并且继续承担着将这些廉价的硬币换成银币的法律义务,这导致了他惨重的个人损失。这种境况最终耗尽了马雷尼斯的财富,1619年,他因未能偿还债务入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能够从这场个人悲剧中振作起来,到1622年时,他再次为王室出言献策,并出版了新的商业宣传小册子。作为英国经济思想中最后一位真正的中世纪主义者,马雷尼斯把经院哲学的火炬一直举到它的尽头。他沉浸在这个早期时代的各种问题和困扰之中,这在《英格兰的圣乔治:寓言式的描述》(1601)中最为明显。在这个故事中,一个美得不可方物、甜美和富饶的岛屿被一头邪恶的野兽蹂躏。这条龙摧毁了信任、同情、美德和商业。对于一头神话中的怪兽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转折点,它还把海外贸易和金融变成了违背市民利益的工具。利用其卑鄙手段,它维持了一个与原始国家的联盟,并且使它们服务于自己的领土,以极快的速度带来多到奢侈的商品,它们吞噬我们的土壤,破坏了国家的财富。它篡改了我们的度量衡,从而使不平等变得不可逾越,把金钱变成了商品。它宣称可以把我们的财宝变成金银,事实却是让我们变得贫瘠,其实是用粉笔换奶酪,让我们像伊索寓言中的那条狗一样,在桥上妄图攫取水中倒影里的那块肉,却失去了自己口中的肉。寓言中的龙是指高利贷,马雷尼斯在他80页的文章中用一连串的社会、道德和经济灾难来加以鞭挞。重要的是,马雷尼斯把高利贷和海外贸易联系起来。高利贷者被指责造成外国商品价格的攀升、奢侈品消费、货币的虚假估值,以及英国与其海外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这些都使英国陷入贫困。《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2005)剧照。这种思路在同样出版于1601年的《英格兰共同财富的溃烂》中继续发展,在这篇文章中马雷尼斯将矛头指向了外汇商人。马雷尼斯从英国没有金银矿这一事实出发,认为国内的所有硬币都必须通过海外贸易来补充。然后,他从这个命题推导出以下结论,即金银在海外贸易的进出口决定了黄金和货币的国内供应,流通中的金银数量的增加提高了价格。一方面,这是一个严肃的、逻辑上有根据的关于货币流动、价格形成以及贸易的讨论。马雷尼斯还借由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中不同商品的进出口价格的详细清单建立了一个经验论证。另一方面,马雷尼斯指责外国商人操纵汇率对英国经济造成的困境。马雷尼斯假设的道德行为和经济结果之间的联系最终限制了他逻辑性地考察问题的能力。就像《英格兰的圣乔治》中一样,坏结果是坏人造成的,不管是高利贷者还是外汇商人。道德化的维度、对资本市场罪恶的关注,以及个人意图而非商业系统的相互作用造成这些结果的假设,都符合经院哲学的主题和道德框架。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思想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却没有引起值得注意的修正或变异。然而,在17世纪20年代,的确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对经院哲学的经济学说提出了重大的挑战。马雷尼斯的主要对话者在17世纪20年代与他进行辩论时所处的环境使人们认识到,什么样的必要条件才能促使人们在思考经济问题时产生巨大转变。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物质利益及其与特许公司的关系在促使马雷尼斯的反对者将他们对这些旧问题的新观点进行清晰阐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1948)剧照。当马雷尼斯遭遇个人经济困难时,英格兰正走向严重的贸易萧条。17世纪20年代标志着严重经济衰退的开始,特别是在布料贸易方面。这些危机如此广泛而明显,以至于詹姆斯一世在1621年采取了不寻常的措施,呼吁成立一个贸易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622年到1623年期间被召集起来。就是在这个委员会中,马雷尼斯遇到了托马斯·孟。开启一种公共辩护方式:著书立说与马雷尼斯不同,孟不以文字被人所知。他的声望源于他是一个沉稳、冷静、直言不讳的商人。他用直截了当的文字写作,没有马雷尼斯寓言式的华丽辞藻、早期作品中常见的对话结构,以及充斥在其他文本中的文学典故。我们对他的教育背景知之甚少。马克斯·比尔(Max Beer)形容他是“纯粹而简单的商人,与学术毫不沾边”。正是在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期间,孟撰写并出版了《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关于垄断罪恶的普遍观点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20年代受到了更直接的威胁。那个时代的金银本位主义的主流思想导致人们普遍认为,白银的出口正在减少国家的财富,降低了货币的可获得性,并导致价格上涨到不正常的高度。通过出口金条,在对英国产品缺乏需求的地区购买商品,来为其贸易提供资金。它们被威胁应该受到外国资本市场监管,也受到了金银本位主义者的积极攻击,后者指责这些公司造成了英国糟糕的经济环境。正如孟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撰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向反对东印度公司出口黄金以购买亚洲商品的做法的公众进行解释。自1550 年至1720年,英国关于经济的书籍(以及册子文章等)出版变化。17世纪中叶是开始大量涌现的阶段。图片来自《贸易与国家》作者埃里克松在2018年的论文《企业与经济思想的兴起》(Companies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 Thought)。孟的做法是在追随其他著名公司商人的脚步。约翰·惠勒(John Wheeler),商人冒险家公司(Merchant Adventurers)的秘书,被认为创造了这种新型的公共辩护方式。1601年,惠勒发表了《商业论》,为商人冒险家公司的行为进行了冗长、明确的辩护。他是在回应10年前针对其公司日益激烈的批评。16世纪90年代,商人冒险家公司击败了汉萨同盟和主要商品经销商公司(Merchants of the Staple),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海外贸易组织。商人冒险家公司是一家专门出口布料的公司。由于其突出地位,当贸易萧条袭来时,它成了主要的替罪羊,而这些指责也并非没有依据。为了在16世纪90年代贸易额下降的情况下提高利润,商人冒险家公司开始集中经营,沿着主要商品市场的模式,将布料市场限制在英国几个小的港口。这些措施通过限制交易渠道进一步抑制了贸易。这引起了那些在国内生产和销售布料的人的批评,他们现在没有更多的方式来销售他们的货物。这也激怒了公司内部的成员,他们很快发现这种限制纵容外来者取代公司的常规运行。公司的成员开始通过在限制区域内交易来进行反抗。该公司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谴责其内部成员的非法行为。托马斯·米勒斯(1550—1627)是一名海关官员,他在《顾客致歉书》(1599)一书中批评了商人冒险家公司及其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简而言之,整个冲突导致失控,并引起了议会的注意,议会开始重新考虑将特权赋予垄断公司这一做法的利弊。约翰·惠勒的辩护围绕着当时和那些维护垄断特权的人所共有的一个论点。他的立场是,获利交易必须是公正和有序的,且公司管理层提供必要的秩序。惠勒是都铎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公司治理制度的倡导者。在一个对商人及其活动存在固有不信任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必须抑制和控制个体商人的自私商业活动,以使他们的活动造福公众。国家没有能力有效地控制商人的活动,这些公司是妥协的产物,是政府批准的协调商人活动以抑制英国商人之间的竞争的手段。《奥斯汀书会》(The Jane Austen Book Club 2007)剧照。我们很难说清楚这种崇高的抱负是否真的是特许公司形成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垄断特权被广泛分配的动机,还是说这种做法只是为了充盈国库的腐败行为。但至少在16世纪中叶之前,这种说法一直是一种被接受的、常见的论证模式。惠勒的论述对于理解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的驱动力或其他经济生活的原则的贡献不同于马雷尼斯或孟的论述。然而,它确实包含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对于那些了解《国富论》的读者来说,这段话听起来熟悉得令人可怕:“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类的合同、卡车、商品,以及与其他人的交易更为普通和自然,因此三个人几乎不可能同时交谈两个小时,但是他们会陷入一次又一次的讨价还价中。”惠勒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其新的宣传模式。这本出版物是为商人冒险家公司进行的辩护,旨在改变公众舆论,从而赢得皇室和枢密院的支持。米勒斯与惠勒之间的辩论是商人、税务官员和金融家之间关于特许公司利弊的激烈争论的早期实例。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与亚当·斯密著名的“卡车、易货和交换的倾向”如此相似,这些著作的出现并非没有基础。它们是为了他人阅读而写成的。最重要的是,它们被亚当·斯密这样的人以及他的前人们读过,这些读者开始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经济生活图景。当孟出版《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时,他不仅回应了具体的情况,而且借鉴和扩展了一类有关贸易的特定作品,这些作品正在迅速形成特定类型,主要受到围绕大型特许公司的经验和争议的影响。孟在《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中首先回应了在此之前发表的著作中的四个常见的反对海外贸易的观点。这种方法很常见,通常会产生散乱的不协调。而孟一反常态,设法从他的回答中组织出一个连贯的论点。书中第一句话引导读者关注国家繁荣的问题:“商业贸易不仅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实践,有助于让国家间的交往变得如此有价值,而且(我可以这么说)也是王国繁荣的试金石。”孟辩称,东印度公司将商品以低于通过黎凡特航线运输的价格运入英国,从而避免了白银落入“异教徒”(即控制这条路线的土耳其商人和统治者)手中,并降低了英国消费者的成本。他指出,贸易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和海员就业的增加。他似乎已经阅读了马雷尼斯以前的著作,并承认有关滥用货币兑换的问题。《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2004)剧照。然而,孟在此书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主张对整个英国在东印度公司贸易中所遭受的损失和利益进行更全面的财务测算。他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使用的金银并没有丢失,而是变成了货物,然后通过再出口贸易换成了更多的金银。为了反驳当时认为金银的金属属性具有价值的天真的金银本位主义者们,他写道:“货币是商品的奖品,商品是货币的正当使用,所以它们的连贯性是不可分的。”他认为,这种再出口贸易使其对国家的价值翻番,因为它从亚洲货物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中以及通过公司向国家支付的关税、进口税和关税中获得利润。他告诫批评家们要考虑贸易的总体平衡:“当我们出口商品的价值超过了在这个王国进口和消费的所有商品的价值,那么我们送出去的货物的剩余部分肯定会作为财富归还给我们。”《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不仅仅是新的商业和贸易文献的延伸,更是一种进步。它没有对批评家或商人进行道德品质上的无端指控,取而代之的是孟认真准备的对论点有利的事实和数字,包括一张从阿勒颇为欧洲市场购买的香料、靛蓝和丝绸的数量表,东方商品与英国商品价格的对比,东印度公司派出的船只数量的统计,以及香料和靛蓝价格的历史图表。孟的思想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进步更多。他的进步似乎与他在贸易委员会的经历密切相关,这导致其观点与杰拉德·马雷尼斯以及后者被传统所缚、深受经院派影响的贸易观点发生冲突。据说,孟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在他被任命为国王贸易委员会成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622年的委员会包含两部分,一部分由孟带领,另一部分由马雷尼斯带领。在委员会的结束阶段,孟和马雷尼斯之间爆发了激烈辩论,通过反复与马雷尼斯对峙,孟对马雷尼斯的反驳似乎形成了一个更系统的思路。依托委员会的工作产生的第一本出版物不是孟的作品,而是他的同事爱德华·米塞尔登的作品。重商主义的兴衰:辩论巅峰米塞尔登似乎深受孟的观点和《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的影响,他在作品中对孟和迪格斯大加赞扬。爱德华·米塞尔登是商人冒险家公司的副总督,偶尔也为东印度公司工作。他于1623年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他在谋求这个职位的过程中在贸易委员会任职,同时撰写他的这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在此前的1622年,米塞尔登出版了《自由贸易,或使贸易繁荣之途》。相比于孟,米塞尔登对文字更在意一些。比尔说他“会引用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拉比语,他很乐意展示他惊人渊博的知识,来衬托他的对手所谓的无知”。他的作品确实充满敌意,这在他多年来与马雷尼斯的辩论中显而易见。《加勒比海盗》(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The Curse of the Black Pearl 2003)剧照。米塞尔登立论的开端和孟相似,即国内经济发展的道路必须要经过繁荣的海外贸易。然而,米塞尔登也承认了国产制造业的重要性。在他华丽的描述中,他把在英国制造的衣服和布料称为“我们迦南的牛奶和蜂蜜,英国的印度群岛”。他同意金银本位主义者对金银损失和收益的观点:“金钱是交易的核心精神,如果精神衰减,身体必然虚弱。”他抨击高利贷危害经济增长,甚至同意低估硬币价值是当时英国面临的大萧条的主因之一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同与欧洲以外地区的贸易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与基督教国家的贸易仍然存在于“基督教家族的圈子”中,这个圈子“来来回回,转来转去”。在许多方面,他仍然认同或至少吸取了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中世纪经济世界观。米塞尔登也是企业治理哲学的倡导者,该哲学早些时候得到惠勒的支持,尽管他在如何落实这一想法上未必前后一贯。他对特许公司是否真正构成垄断提出质疑,但同时又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公司对其特定贸易部门提供的“管理和秩序”超过了它们的特权导致的自由的丧失。“没有秩序和政府的贸易,就像人一样,他们在船底打洞,而自己也恰恰是乘客。”米塞尔登的大部分著作读起来像是早期重商主义者,在坚持经院派思想和假设方面与马雷尼斯所差无几。二人间的核心分歧为,米塞尔登辩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带来的次级后果足以弥补其黄金出口造成的损失,以及他驳斥了马雷尼斯对外汇监管的担忧。如前所述,马雷尼斯指责个人破坏了交易条件,因此支持政府在这方面的严格监管。两位作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在不断的争论中变得愈发明显。马雷尼斯很快发表了对米塞尔登的回应,指责他忽视了贸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交换的奥秘”。这句话出现在《自由贸易的维持》中,这本书本来是马雷尼斯倾注了一段时间心血完成但在1622年同年出版的《古代商人法》一书的附录。《古代商人法》是古代法律和文件的汇编,有助于讨论国家在商业规则发展中的作用。马雷尼斯似乎巧妙地改变了《自由贸易的维持》以应对米塞尔登的文本,称其为“自由贸易论文的答案”。与他之前的研究一致,马雷尼斯把交易滥用视为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他批评米塞尔登忽视了贸易体系中的这部分关键构成。他用人的器官描述它的作用:“就像肝脏(钱)、心脏(商品)带来精神,并且让心脏服务于智慧(交换),同理,大脑服务于整个生态循环系统。”马雷尼斯对所有的特许公司采取了谨慎的批评态度,唯独挑出商人冒险家公司和东印度公司(两家公司都是米塞尔登的雇主)特别批评。他主张政府干预,以及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保护主义政策,声称“商人可能很容易犯错误,损害国家的利益,尽管这会增进他们的私人利益”。米塞尔登把这种相对温和的批评视为向他发出的决斗挑战。他用一篇充满人身攻击的尖刻文章迅速作出回应。马雷尼斯用一个从普卢塔克的小鱼引导一头大鲸鱼到安全水域的例子来形容自己。米塞尔登无情地取笑马雷尼斯的这个比喻,在1623年的回应文章《商业圈,或贸易平衡——辩护自由贸易》中一直称马雷尼斯为“小鱼”。米塞尔登的中心论点是,货币交换不是一种贸易形式,因为货币不是一种合适的商品。通过这种方式,米塞尔登试图——多少有点固执己见地——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贸易平衡影响货币兑换;货币兑换无法推动贸易平衡。《海盗旗升起》(Our Flag Means Death 2022)剧照。公司的角色一直是争论的中心,可以说推动了关于货币兑换相对于商品贸易的重要性的其他更加理论化的描述。米塞尔登针对马雷尼斯著作中对公司的一切批评进行辩护:没有人比商人更适合来描述自己是否得到良好的交易条件,并且在国家层面创造健康的贸易平衡。时至今日,这种说法仍不鲜见。值得记住的是,他总结道:“除了私人财富,还有什么能创造共同财富?”在《商业圈的中心》(1623)中,马雷尼斯同样不客气地给予回应,但不那么含有恶意。他断言,货币交换是商业圈的中心,它塑造了整个社会的形态,这在米塞尔登的论述中不幸被忽略。这篇文章结束了米塞尔登和马雷尼斯之间的公开辩论,但历史表明马雷尼斯输掉了这场战斗。然而,这个结果更多归功于孟而不是米塞尔登。对于这次学术交流之后的几代人来说,贸易平衡的首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孟的最后一部作品《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直到1664年才出版,但已经在几十年前写就并私下流传,最终成为公认的经济学原则。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孟去世后发表的著作的持久影响源于他对其观点的组织。早期作品往往像是松散相关的要点清单,孟则开始以多种方式来论证他的核心观点。在早期《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后,他的论点从贸易委员会时期与马雷尼斯的辩论一直延续下去。人们相信孟是在17世纪20年代后期写下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这时马雷尼斯和米塞尔登之间的委员会辩论以及公开辩论终于开始平息。这些文字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在题为“我们的货币被低估,这里或海外的汇票收支并不能减少我们的财富”的第十二章中,他针对马雷尼斯关于外汇商人在衰落的英国贸易中的作用的中心论点进行了回应。在《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中,孟谈到了一系列话题,包括商人品质、西班牙财富、外国硬币、“雇佣法令”、国家收入和土地价格。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论证海外贸易平衡在决定国家财富中的核心作用。让商人们以高或低的价格兑换,或按同等比例兑换,或按全额兑换;让外邦的君主增加他们的钱币,或者降低他们的标准,让他们的国王也这么做,或者保持他们现在的标准不变;让外国硬币在这里以高于造币厂价值的利率流通;让外国人受雇的法令生效或废除;让卑微的交换者尽其所能;让君主压迫,让律师敲诈,让高利贷者咬人,让浪子挥霍,最后也让商人们把他们有机会用来做生意的钱都花掉。《火药、背叛和阴谋 》(Gunpowder, Treason & Plot 2004)剧照。然而,所有这些行动在贸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比这篇演说所宣称的更大。因为只有在对外贸易的价值超过或低于收支平衡的情况下,一国才能引进或运出如此多的财富。很难找到更强有力的措辞来强调贸易平衡优于所有其他的金融机制和国家监管。在孟的世界观中,海外贸易支配着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不管孟是否构想过“经济”这个概念,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贸易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原则运行的系统,并认为该系统超越了政府的控制。贸易平衡是解释其运作的规则之一——对孟来说,也许是唯一的规则。孟出版的著作从对自己公司商业实践的原则性辩护演变为早期的经济理论原则的讨论。最后,作为三位作者中最没存在感的人,托马斯·孟却成为了重商主义贸易理论的关键设计师。孟对贸易平衡理论的建构成为17世纪后半期严肃的商业和贸易著作的指导性理论原则。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引用了他的观点,他仍然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然而,这三人之间的争论对他的思想的发展和影响至关重要,在重商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原文作者/埃米莉·埃里克松摘编/罗东编辑/商重明导语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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